魏勇:教历史,也可以不那么规矩(附一席演讲视频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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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| 精选插画

魏勇:教历史,也可以不那么规矩(附一席演讲视频)

人都拥有“一厘米主权”

在一次采访中,魏勇说道:

“如果你是看守柏林墙的士兵,你的任务是射击翻墙者,你能不能把枪口抬高一厘米呢?如果你是纳粹集中营的看守,你能不能拉长处决的周期,最后少处决一点人呢?生活固然艰难,但绝对没有选择的情况很少,大多数时候,人都拥有‘一厘米主权’,是否使用它,是你的良知和思想在起作用。”

因此,他在教学中也试图让学生们明白:人生固然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,但是否使用“一厘米主权”,仍然能使我们成为迥然不同的人。

就如他的人生,用各种方式捍卫自己的“一厘米主权”。

进京之前,他已经教了十八年的书。教学成绩一流,深受学生喜爱,拥有特级教师头衔,是享受政府津贴的专家,可谓是功也成了,名也遂了。但当他看到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写的《为了自由呼吸的教育》一书后,就义无反顾地抛却了功名,告别了家人,选择进京“北漂”。

多年后,他用电影《肖申克的救赎》为这个选择做了一个类比。初进监狱的人刚开始是排斥的、痛恨的,但久而久之的就习惯了,最后离不开了。

他离开重庆前,已经在中国教育生态链的最低端生活多年,从不试图站在整个体制的对立面。就像电影里的主人公一样。

一方面,他用智慧适应教学生活,用心琢磨教学方法,帮学生梳理知识点,让他们把历史图景了然于胸。讲历史之余,给学生讲孟德斯鸠的《论法的精神》、凯恩斯的《就业、利息和货币通论》、尼采的《悲剧的诞生》等等,用思想点燃课堂。

另一方面,他也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自己的“一厘米主权”,坚持大量阅读,坚持思考和写作。像主人公夜深人静时分悄悄凿墙一样,他亦如此,用一厘米笔尖一笔一划地抒写自己的自由之路。

虽然在应试教育的体系中混得“风生水起”,但只有他自己知道,短暂的陶醉后必须及时清醒。他深知,培养考试机器这件事,绝不能让他甘愿付出整个人生。

他也清醒的知道,他不能习惯“拧巴”的生活。

推翻课堂霸权的公开课

到北京之前,魏勇推翻课堂霸权的想法就已经蠢蠢欲动。当北京十一学校拉开改革大幕,提出“课堂不是教师自我展示的舞台,而是学生学习的场所”时,他觉得真的来对了地方。

2012年11月,他终于得到一个机会,实践了一把推翻教师课堂霸权的课。这堂历史公开课的题目是“鸦片战争”,课堂下的学生是知名的历史学者和普通观众。在这样对话式的课堂上,扮演“学生”的观众和学者们发言机会多,提问质量高。课后,一位“学生”——澳洲华人作家雪珥,非常专业地从贸易的角度剖析了鸦片战争的真实起因,引证工作做得十分扎实,让“台上”的魏勇老师自愧不如。

这样把课堂权利还给学生的课让他也受益匪浅:要做好教育这一行,绝对不能只在教育圈中混,绝对不能只读教育方面的书,而恰恰相反的是,应该尽可能多地和教育圈外的人交往,尽可能多地读教育以外的书籍。大多数明白人不在教育圈,想要听到明白人讲的明白话,教育者就需要常常把耳朵竖起来,伸到教育圈外去。

过去,我们大多数时候考虑的是教师怎么讲得舒服,很少探讨学生怎么能学得舒心。魏勇认为,学校本来就不应该是考试工厂,而应该是寻求真理的地方,是学生的求知欲能够得到自然释放的地方,是师生在松弛的状态下与真我相遇的地方。

在魏勇的课程观里,教育的目的不能由社会来给定,而应该由学生自己来选择,学生才是教育活动中的存在主体,只有学生自己对教育满意了,才是合理的教育。先有了合理的教育,才能发展出优质的教育。

脑洞历史课开启批判思维

魏勇刚到北京时,正赶上了学校里铺天盖地展开崭新教学观念改革的年代。这种崭新的教学观念简单地说就是开脑洞。

魏勇在历史课上给学生开脑洞的方式很特别。

讲鸦片战争《南京条约》时,借鉴了数学上的分类讨论法,他告诉学生将《南京条约》里对中国实际上有利的、不利的、模棱两可的相关条约找出来分类讨论。

比如学生对于开放通商口岸这一条形成了争议,有的认为开放通商口岸方便了西方列强掠夺我国的经济、原材料,不利于我国;有同学提出了反驳,清朝开放通商口岸在当时就相当于现在的经济特区,对中国来说利大于弊。这样的讨论思路可以提升学生思考问题的缜密性。

除了借鉴数学的分类法,魏勇还给学生开脑洞提出:要换位思考。

探讨英国人提出领事裁判权有没有合理性的问题时,他建构了两个场景让学生想象:当时中国的司法体制是这样子的,被告跪在县大老爷面前,两边衙役“威武”一吼:“被告你招不招,不招重打四十。”英国的法庭之上有法官,旁边有陪审团,下面是控辩双方辩论,最后由陪审团裁决有罪无罪,如果不服可以提起上诉。换成你在那个时代,你选择哪一种?

再比如讲美国独立战争。魏勇的脑洞课程设计了这样一个环节:首先呈现双方的立场和观点,播放美国的纪录片《美国:我们的故事》讲美国独立战争的正义性;然后再放一段BBC的纪录片,讲这场战争的叛乱性;最后同学讨论,是分裂还是解放。

他认为,历史课要帮助学生在历史的学习中发现,忽视过去可能会使我们成为过去的囚徒。进而意识到,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有解决的办法,需要对人类事务中的偶然性和不合逻辑性做好准备。当他们在面临难题时,要能够更深刻地意识到选择的多样性及其可能的后果,从而在现实生活中做出负责任的决策。

中学的历史课堂不应该过分关注学生的观点是否正确,是否跟老师一致,而应该关注学生是否习惯在事实不全面的情况下悬置判断,是否学会了寻找全面对称的信息,是否能做到观点之前有事实、观点与观点之间有逻辑。

历史课不是为了让学生记住秦始皇何时统一中国的,而是要活跃学生的思维,沉淀他们的思维方式。教师和学生一道,通过分析一个个案例,提炼出历史的学科思想、学科思维,令学生养成一种批判性的思考习惯,让学生得到一个新的信息时不轻易下定论,而是去寻找全面对称的材料、证据来验证。

如果我们上课的时候能够给学生打开一扇一扇地窗户,打开他们一个又一个地脑洞,把课堂和教科书的围墙一道接一道地拆掉,你就会发现历史并不是“背多分”,而是一个特别有魅力、有内涵的学科。

主动出击倒逼教学改革

魏勇认为,我们人的认知过程是,第一步学会相信,第二步学会不相信,第三步学会再相信。你得经过不相信、质疑,没有经历过质疑的结论都是不可靠的。教育就是要培养学生成为“三者”:第一,独立的思想者;第二,终身的阅读者;第三,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者。

2011年,北京十一学校启动了一场教学变革:开设大学先修课,在美国叫作AP课程,对一些拔尖学生提前进行培养。这是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必经之路,已经被世界各国的经验普遍证明了,但是做这件事对学校没有任何功利的回报。

学校默默地做了两年后,突然有一天北京大学表态:我们要开设AP课程,中国的大学先修课。北京大学的招办主任秦春华教授说:“开设大学先修课其中一个原因是,像北京四中、北京十一学校等学校已经率先动起来了,我们再不开这个课就不好意思了,所以他们要做出回应。”

如果所有的基层学校因为没有回报,明明是正确的事情不去做,那这个改革可能就会来得比较晚,甚至有可能永远都来不到。

这个典型的倒逼出的改革,让魏勇体会到了这样一点——是他以前在重庆教书时没有的意识——那就是主动出击,倒逼改革。

他刚刚到北京的时候,抱着还历史教育本来目的这个想法和激情去教书,但慢慢发现,自己是比较孤单的,没有多少人理解。但他这个人在这方面有点儿拧巴,爱谁谁,反正他就要按他开脑洞的方式来上课。过了一段时间,他发现有些同事就走向了他。

有同事讲的内容跟他在课堂上讲的内容一样,使用的资源是一样的,设计的问题是一样的,课堂的模式是一样的。他找到了安全感,对改革者来说尤其如此。

后来,他把自己的这些教学资源,PPT、教案拿出来全组共享,然后编了一本教材,全组共同使用。走近的人越来越多,同行的人也越来越多。慢慢地,这条路就走得越来越宽了。

这件事让他也意识到,不论是做人还是做事,你一定要主动、不能等,你不能等政策自上而下地实施了,你安全地去执行。我们正处在一个改革的历史关口,还处在探索的过程当中,好多事情是前人没做过的,必须要有主动出击的精神。

这种倒逼精神,魏勇曾在哈耶克的《自由秩序原理》中读到过类似的阐释。书中阐述了这样一个重要的思想:人类文明和社会的进步其实无非就是自发秩序的扩展,自发秩序从哪里来?从基层,从民间。

魏勇在一席的演讲:历史课如何开脑洞

魏勇:教历史,也可以不那么规矩(附一席演讲视频)

– END-

魏勇,北京十一学校历史老师,全国特级教师

文章源自网络综合整理

视频 | 腾讯视频

编辑丨高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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